西藏抗暴60周年》德國之聲專訪西藏專家:藏人仍然面對壓迫和被同化,中國政府並沒有控制住西藏

2019-03-10 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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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參加中國兩會的西藏喇嘛代表(AP)

2019年3月,參加中國兩會的西藏喇嘛代表(AP)

在西藏起義失敗、達賴喇嘛出走印度60周年之際,伯恩大學西藏問題專家鮑倫茨教授。她說,藏族年輕人學習中文不代表他們因此而受到壓迫,但壓迫現象的確存在。

德國之聲:您上回去西藏是什麼時候?

科爾馬─鮑倫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2008年。那以後研究者無法取得到西藏進行實地考察的許可。作為藏學工作者,我們使用社交媒體,但不是暢通無阻,因為如果我們的問題太具批評性,會影響到當地朋友和熟人的安全。於是,我們不會提太敏感的問題。

德國之聲:就您掌握的情況,藏人在家鄉的確受到壓迫嗎?

科爾馬─鮑倫茨:我想可以這麼說。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數十年來沒有發生變化。理論上,少數民族享有地區的自治權,他們在當地的機構裡都有代表,但不是沒有前提:如果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表現強烈,藏人還要加上宗教認同,會被看作「國家統一」的最高原則受到危害。而這一傾向會被試圖化解,或者打壓下去。

2019年3月10日,台灣「310西藏抗暴日60週年大遊行」(AP)
2019年3月10日,台灣「310西藏抗暴日60週年大遊行」(AP)

德國之聲:在藏區存在著支持藏獨的傾向?

科爾馬─鮑倫茨:存在。我想,尤其在年輕一代,不滿情緒在加強,過去二十年來,西藏修建了許多基礎設施,尤其在西藏東部。本世紀初以來,原來的游牧生活形式逐漸改成了定居,這是對藏人自決權的干預以及對其自我文化認知的侵犯。青年藏人從事收入低廉的工作,被外來移民搶走飯碗,因此他們發展的前景暗淡。再加上中國政府不斷對達賴喇嘛妖魔化。這些因素引發人們不滿,助長「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這一趨勢。

德國之聲:您是否認為「西藏文化受到威脅」?中國政府扮演怎樣的角色?

科爾馬─鮑倫茨:這裡很難做一個過於簡單的評估。中國政府為保護藏人文化的確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出版了大量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藏文書籍,尤其是在西藏東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推動和落實了很多藏文項目,藏人當中也有藏學研究者。一些藏傳寺廟被修復,多半在西藏東部,那裡吸引了更多的游人。在西藏其它地區則不是這樣。與此同時,出現了另一個發展趨勢即「博物館化」,比如原本在寺廟進行的宗教舞蹈現在挪到舞台上,給游客觀看,這樣,這些舞蹈原本的含義便喪失了。

西藏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AP)
西藏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AP)

德國之聲:這些年間,中國的西藏政策是否發生過變化?

科爾馬─鮑倫茨:1994年中國政府發出對藏傳佛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呼籲,此前,喇嘛以及僧侶可以短期前往印度聽佛經課,包括聽達賴喇嘛講經。後來這種旅行受到限制。

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1995年,北京政府指定了十一世班禪喇嘛,此後,西藏的寺院受到更嚴格的監督,其管理機構添入了外人,這些人監督寺廟內的行動。與此同時,增加用於監督的技術設備,為達賴喇嘛祈福的儀式也被取消了。喇嘛和僧侶都需經過培訓,他們必須對國家表現忠誠。另一方面,國家讓喇嘛和高層僧侶擔任官職。目前,大概有為數過半的喇嘛擔任著行政官職。但這樣的做法在藏人當中反響並不好,他們認為這是受賄或者被收買。在分析了自焚者的最後聲明後,我們看到,僧侶自焚的地點多是在國家機關附近,而尼姑自焚總選擇寺廟附近。這是再強烈不過的抗議手段了!一般而言,這些最後的聲明不是同達賴喇嘛有關,就是同藏人的民族認同有關。由此可以說,中國政府並沒有控制住西藏。

20193月中國兩會,西藏自治黨委書記吳英傑(AP)
20193月中國兩會,西藏自治黨委書記吳英傑(AP)

德國之聲:很多漢人到西藏旅行。當地人怎麼看待?會把他們看作是文化入侵嗎?

科爾馬─鮑倫茨:這倒不一定。有兩方面因素。首先是經濟因素:誰從中獲取好處?大型酒店都掌握在漢人手中。但在拉薩,導游也從中受益。另一方面,尤其自20世紀初以來,漢人佛教徒同藏傳佛教的僧侶之間存在著頻繁的交往,當下,這種交往表現得很明顯。漢人中的中產階級把西藏視為西方的香格裡拉,即人間的樂園。這種想象在西方已過時,但在中國卻很興盛。一些漢人佛教徒將藏傳佛教的喇嘛作為精神上的領路人。

德國之聲:那麼,真實的西藏曾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科爾馬─鮑倫茨:西藏當然不是什麼「香格里拉」,決不是仙境,它是一個普通的地方,宗教地位突出,社會等級分明,這一點跟其它國家沒什麼不同。不過,那裡沒有發生過飢荒。說西藏人極度貧困,奴隸制等,這些說法來自中國,西方意義上的「奴隸」概念在藏語當中不存在。還有「農民」,藏人中的農民有的不在自己的農田耕種,而是在地主的田裡,但他們往往比地主富裕。

1959年,達賴喇嘛逃離西藏、流亡印度。(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59年,達賴喇嘛逃離西藏、流亡印度。(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德國之聲:典型的當代西藏青年是什麼樣子?

科爾馬─鮑倫茨:比如說中產階級,上了高中的,都會中文。中文是最重要的語言。我不認為中文是壓迫的表現形式。中國政府希望少數民族有更好的發展機遇,這便需要語言技能。如果只會藏語,便無法去北京上大學。他們考大學錄取時會被優先。這樣做背後的考慮是,有利於讓他們融入社會,以及同化少數民族。事實上,受到同等教育的藏族青年同漢族青年沒有很大區別。

德國之聲:您說到「融入」和「被同化」,二者中誰的比重更大?

科爾馬─鮑倫茨:我想「被同化」的比重更大。因為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指向這個目標。藏人希望自己來定義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藏人的這些認同與佔大多數的漢人的認同有著本質的不一樣。這裡便是一條臨界線,如果藏人丟掉了民族認同,他們就被同化了,也就基本上成了漢人。這不應該發生。他們也不願意這樣。

科爾馬─鮑倫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是瑞士伯恩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歷史以及藏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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