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債越囤越高,最後得犧牲人性才能償還:《重返天安門》選摘(4)

2019-05-16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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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因戴口罩而被視為可疑分子-「整個城市都變成了當局的閱兵場,讓政府顯示自己有多麼認真地阻止騷亂。」(示意圖,AP)

一名女子因戴口罩而被視為可疑分子-「整個城市都變成了當局的閱兵場,讓政府顯示自己有多麼認真地阻止騷亂。」(示意圖,AP)

「我寫的是集體遺忘給一個人和一個群體什麼樣的代價,我還寫了那些還記得住的人,他們為了記住六四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林慕蓮

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到今日看來,還很重要嗎?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一九二六年,政府也曾在天安門廣場發動了暴力鎮壓,那時的示威者抗議軍閥張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求。這場鎮壓造成四十七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魯迅被事件觸動,他寫下:「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負更大的利息!」 在北京大屠殺事件後,成都學生帶著寫有「血債血還」字樣的床單走上街頭。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沈彤也對此感慨萬千。他認為中國領導層對大屠殺的態度,好比一個人正從高樓上摔下來,摔下來的過程中還一邊大喊著,「我沒事!我沒事!」直到最後一刻摔在地面上。

魯迅以文字影響一代人。
魯迅以文字影響一代人。

但是,一九八九年遺留下來的東西不是只有黑暗。六四之後鄧小平做出的決定,推動了成就非凡的經濟轉型和猛烈的民族主義,讓中國脫胎換骨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短短一個世代的時間,政府大幅放鬆管制,不再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再分配工作,不再阻止人們結婚或旅行。隨著收入呈現指數性的增長,每個人都變得越來越富有。經濟自由化改變了周遭的世界,人們開始轉移注意力,把精力投到購買公寓、創辦公司,汲汲營營於新世界帶來的無數新機會中。這些不僅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告別了天安門,反而都是天安門的事後餘波。

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暴力鎮壓並非特例。在這之前還發生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九二六年魯迅書寫過的「三一八慘案」、一九七六年哀悼周恩來逝世時爆發的抗議鎮壓,以及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失敗的學生運動。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中國共產黨重寫了歷史,但它並沒有忘記自己在一九八九年的所作所為,也無意與之和平共處。這點從越來越多人因為紀念活動受到懲罰就可見一斑。例如成都維權人士譚作人,他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或是異議分子朱虞夫,他在二○一二年被判七年徒刑,只因為他寫的詩中含有以下詞語:

是時候了,中國人!

廣場是大家的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做出選擇

朱虞夫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維基百科公有領域@VOA 美國之音拍攝)
朱虞夫多因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有期徒刑。(維基百科公有領域@VOA 美國之音拍攝)

共產黨疑神疑鬼的程度令人咋舌。這些文字甚至從未公開發表,詩人只是透過Skype傳給一個朋友,中國政府就將之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顯然,這麼多年過去了,紀念活動始終觸動著中國共產黨的敏感神經。再加上還有些人堅持著拒絕遺忘,反而更突顯了黨的弱點。當局相當清楚中國的農民革命總是有辦法推翻強大的王朝,而不滿的情緒眼下正在群眾之間蔓延開來。政府對動亂的恐懼經年累月不斷加劇。穩定如今已成為黨的口號、黨的執念,黨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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