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大陸不再需要香港,一國兩制已成北京負擔

2019-07-12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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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民眾升起染黑的紫荊花香港區旗,對先前跳樓的民眾致意。(AP)

香港「反送中」民眾升起染黑的紫荊花香港區旗,對先前跳樓的民眾致意。(AP)

香港政府強推修訂《逃犯條例》,相繼引發六月九日百萬大遊行、六九騷亂、六一二「暴動」、六一六兩百萬人大遊行、七一大遊行、七一攻占立法會等事件。

七月七日,遊行和抗議更變成全港遍地開花,計有九龍大遊行、光復屯門、占領彌敦道等等,香港逐漸有失控的跡象。做為香港回歸後最「暴力」的事件,香港騷亂背後的原因當然非常豐富,本文將聚焦探討深層次因素。

修法「動了西方國家的乳酪」

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修訂《逃犯條例》。事件的來龍去脈,特別是中央政府在背後的參與度,至今仍撲朔迷離。但有一點可肯定,中央支持修訂《逃犯條例》,而且這個「支持」是特區政府力推修法的主要動力。在中國副總理韓正高調支持修法後,中央的作用更加明顯。

中央為何支持修訂?不言而喻,中央樂見香港能填補「法律漏洞」。雖然一開始,民主派認為修法會用來對付異議人士;然而,也幾乎從一開始,修法就顯而易見地導致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與以前國際主要從支持香港人的民主人權自由等方面出發不同,這次直接關乎各國(特別是西方國家)在香港的利益。

西方國家在香港有大量的投資,有很多公民在香港生活,有相當多的情報人員在香港活動,香港更是主要的國際航空港,有無數西方人在此轉機。一旦修例通過,西方國家公民在香港居住或者轉機者都有可能被「送中」。這嚴重威脅在港西方人的人身安全,進而從根本上動搖了香港做為中國「化外之地」的自由港觀念。總之,修例一過,西方人眼裡的香港就會逐漸向「第二個上海」演變,再也不是一個獨特的國際城市。

因此,西方國家反應之大史無前例。各國領事反覆向港府表達反對,歐盟罕見地對香港發出正式的外交照會。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Patricia Pelosi)表明若通過修例的話,則考慮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不再把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在輸出高科技方面,也不再對香港另眼相看。一旦美國領頭,其他國家也會跟上。

西方的強烈反應不是香港民主派到海外「唱衰香港」的結果,也不是海外香港僑胞遊說的結果。歸根到底,還是修例真正「動了西方國家的乳酪」所致。

曾是中國走向世界唯一窗口

中國不可能對此一無所知。在貿易戰如火如荼的當下,中國一方面要對抗美國打出「香港牌」,一方面要拉攏除美國外的西方國家(和日本),特別是英國,對抗美國。根據常理推斷,在香港問題上不應該如此急進。

然而,中國還是大力支持香港政府修法,直到激起民變為止。可以想像,如果香港人沒有一面倒地反對修法,如果香港沒有發生騷亂,如果事件沒有升級為「香港版六四事件」危機的疑慮,單憑西方國家的反對,中國不會停止修法。

2019年7月7日,香港「反送中」,九龍大遊行(AP)
2019年7月7日,香港「反送中」,九龍大遊行(AP)


因此,中國在明知修法將導致香港地位和角色的轉變,依然選擇修法,必然有更深刻原因。任何一種政策都有其有利和不利的一面。簡單的算術,當有利一面大於不利一面,就會推進政策,反之就會修改政策。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也是如此。

中國在一九八○年代給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獲得的自治程度遠遠高於中國的其他地區。中國這樣做當然不是大發善心,而是在現實政治下經過角力和精心計算的結果。中國的考慮因素是:

第一,香港當時經濟繁榮,中國則相當落後,香港一地國內生產毛額(GDP)相當於中國大陸的兩成多。香港資本雄厚,港人在內地投資和慈善事業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桶金」。中國希望保持香港這隻「會生金蛋的母雞」。

第二,香港是世界最開放的自由港之一,而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與西方貿易和融資的唯一窗口。早在中共建制之初,中共就有「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

第三,香港是西方世界的一員,也是歷史悠久的世界情報中心,中國需要透過香港接觸西方社會,瞭解西方動態,「滲透敵對國家」。保持香港制度,也是西方世界肯「吸納中國」的重要前提。

北京視香港為「最大反共基地」

第四,當時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說白了就是改走資本主義路線。政治上的開明派也得勢。香港的經濟制度以及一些政治制度成為中國的模仿對象,也是從西方輸入技術和觀念的最佳窗口。

第五,中國打算用一國兩制「統一台灣」,香港對中國而言是一國兩制的試驗田;對台灣而言,則是給「國民黨當局」的示範單位。
但一國兩制對中國也有不利的一面。

第一,一國兩制下,香港成為中國獨特的一部分,成為中央集權下的異端。正如中國不少人抱怨,香港「人心未回歸」,無法真正一統。

第二,香港本土的民主派人士也持之以恆地用推動民主自由,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口號,也支援內地的公民社會。在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已視香港為「最大的反共基地」的噩夢。回歸初期,時任總書記江澤民說過內地和香港「河水不犯井水」,這固然主要是向港人派定心丸,但也在警告港人不要向中國輸出民主自由。中國一再拖延香港落實《基本法》下規定的普選,在內地封鎖香港的新聞機搆,到後來把中聯辦變為「第二支管制隊伍」,都出於這種擔心。

第三,在中國利用香港滲透西方的同時,西方也在利用香港「滲透」中國。香港沿用西方體系的普通法體系,很多香港法官都是外國人,西方人士在香港的活動比在中國自由得多。很多香港人都有外國公民身分。中國一再擔心香港被「顏色革命」,也氣惱外國打香港牌干涉內政。

第四,香港既是中共要員走資的中心,也是共產黨政治派系政治內鬥的基地。
如果說一開始,一國兩制(對中國而言)的正面因素還遠高於負面因素的話,那麼最近十年形式已完全逆轉。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香港的經濟地位已大為下降,GDP只占中國的兩、三個百分點。中國加入世貿(WTO)全面開放,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窗口」或「中間人」角色的重要性大大削弱。

崛起的中國強調制度自信

由於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已經舉足輕重,即便香港不再「兩制」,西方也難以捨棄與中國的關係。中國已「探索」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正在強調「制度自信」,也自然不要借鏡香港經驗。至於「一國兩制做為台灣模板」,如果不是習近平在今年年初相當突兀地重提「一國兩制是處理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的話,大部分人都已拋諸腦後了。

相反的,近年習近平要一統江山,要求下屬絕對效忠;國際關係緊張,港獨崛起,中國史無前例地強調「絕對安全」的情形下,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做為中國王法管不到的地區,其負面影響已經大於正面影響。中央不再需要香港,或者不再需要以前那個香港,才是香港問題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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