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興隆專欄:再生能源憑證─「環境效益」的價值與價格

2019-09-11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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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量化無價的環境,本來就極具爭議,但如果量化的目的可以幫助我們更理解環境的價值,量化便有意義。(資料照,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提供)

作者指出,量化無價的環境,本來就極具爭議,但如果量化的目的可以幫助我們更理解環境的價值,量化便有意義。(資料照,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提供)

記得在美國唸書時,看到令人印象深刻,被稱之為無價(Priceless)系列的信用卡廣告,其中一支是這樣的:

一個可愛的小男孩背著球桿獨自一人在黃昏時打高爾夫球,一個完美的揮桿之後,他翹首遠眺球的落點,此時悠揚的背景音樂後面傳出一陣旁白:一個小白球 5 元、球桿 150 元、入場費 10 元、白色紳士背心 20 元等等,緊接著,鏡頭帶到小男孩來到果嶺,發現自己打出了一桿進洞(hole in one),面露不敢相信的喜悅,然而,剎那間又似洩了氣一般;此時,一位和藹可親的老爺爺開著球場電動車,在夕陽餘暉中緩緩進入鏡頭中,帶著嘉許的微笑點頭,小男孩高興的跳了起來,將球桿丟在一旁與老爺爺擁抱在一起,然後在溫馨的背景音樂後面,旁白說到“Hole in one with a witness, priceless…”,於是畫面在溫馨的老人與小孩的離去背影中,令人意猶未盡的結束,旁白再次出來“There are some things money can't buy. For everything else, there's XX card.”。

在美國人的想法裡,一桿進洞是需要有目擊者(witness)才是圓滿的,因此老爺爺圓滿了小男孩這一輩子可能僅此一次的難得機會,當然是無價的(priceless)!在人類所建立起的「生產—消費」導向的市場體系下,東西都是有定價:小白球一個 5 美元,你要賣 10 美元,沒人買;你要賣 2 美元,又不敷成本。然而,生活的週遭又有太多的事情是難以給予定價的,例如:親情、愛、誠實、勇敢等等。在面對環境的外部性議題時,我們面臨到相同的問題:“環境該如何定價?”

小室隱修院前的大自然風光。(曾廣儀攝)
在面對環境的外部性議題時,我們面臨到相同的問題:“環境該如何定價?”。(示意圖,曾廣儀攝)

曾經Robert Costanza與12位學者於1997年在全球最頂尖的自然期刊發表一篇論文,估計全球生態系統的服務總產值,例如,透過水文循環提供的淡水,透過自然界食物鏈分解廢棄物、氣候的調解、乾淨空氣的提供等等,換算成量化的金額是33兆美元(以1995年的美元為基礎)。這篇截至目前為止已被引用了21,560次,這樣高引用率的超級經典論文不難想見在當時引起了多大的爭議。到了2014年再次由Robert Costanza等學者以相同評估方法,發表2011年全球生態系統的服務總產值換算成量化的金額約125兆美元(以2007年的美元為基礎),當年全球的GDP值為75.2兆美元。我必須要強調,量化的目的不是說,有一天當我們的GDP超過了地球的服務總產值,我們就可以財大氣粗的說,我要買下全地球,這樣地自以為是。量化無價的環境,本來就極具爭議。然而,如果量化的目的可以幫助我們更理解環境的價值,量化便有意義。

從來,電就只有一種,也須付費。用電付電費,理所當然。我們付的電費都有固定的計費標準,這些標準從來也都與發電種類無關,畢竟,電就是電,同樣一度電,火力發出的電,不會比水力發出的電讓我們的電腦多增加一分一毫的電力。同樣地,電就是電,我們插頭插上去,也分不出是火力發的電,還是水力發電的。然而,當二氧化碳成為全球性的議題時,電還是電,對插頭這邊的我們而言,也沒有不同,只是在插頭另一端的發電廠,那就大不相同了。火力發電會排放二氧化碳,對比於水力發電不會排放二氧化碳,

這當中的差異,反映出來的是水力發電不會排碳的環境效益。所以,傳統上,電費單上顯示的都是電力的價格,沒有所謂的環境效益;如果考量到排碳與否的差異,電價應該表示為:

電價 = 電力價格+環境效益

過去,不分電力來源的方式,將各式發電產生的電力送上電網給用戶(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灰電),電價就是電力的價格,環境效益的成本都被視為0,換言之,我們可以將灰電的環境效益值為零,視為一個參考基準點。現在,如果減碳是必要的,發電系統的環境效益,就該被正視。於是,我們回到老問題:該如何量化環境效益?或者說,如果再生能源對減碳是有正面效益的,那麼它的環境效益值多少錢?

台灣再生能源憑證標誌。(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台灣再生能源憑證標誌。(取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再生能源憑證(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 REC)是用來證明所使用的電力來源是再生能源而發展出的一套認證系統。再生能源憑證可針對特定單位數量的再生電力提供可追蹤的資料,包括發電設施地點、設施擁有者、發電方式、發電容量、發電設施開始運轉日期及電力產生之時間等,並且保證其來自某個特定的再生能源發電來源。透過這套人所創造出的系統,可以區分出人所無發分辨的電子的製造來源。由於這系統是人造的,理論上,即使知道再生能源存在環境效益,那麼這個效益要值多少錢也可以被設定者預先給定,例如,零,所以,電價還是電力價格。如果世上沒有對再生能源有任何需求,大家要的只是可以讓電腦運轉的電力,這樣的定價或許可行;然而,如果再生能源是多人需要的稀有財時,這樣的定價顯然會造成如何分配給需求者的困擾。

此時,再生能源憑證的另一個功能便產生了:成為分配再生能源這項稀有財的工具。分配的方式就很簡單:市場機制。你願意多花多少錢去買再生能源產出的環境效益呢?透過市場機制,基本上能回答這問題。藉由需求者願意負擔與供給者願意接受的金額,決定再生能源的環境效益,也就是“量化了減碳的價值”。台灣在2017年導入了「台灣再生能源憑證」制度,然而,因為制度間的競和(如躉購電價),與過多的限制,讓市場的供需流動不足,使對再生能源這項稀有財需求孔急的企業,在國際供應鏈競爭下,面對極大的壓力。畢竟一個市場如果一年的交易金額只有數百萬元之譜,那也稱不上是市場了。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創新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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