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北京下錯藥,誤解「發大財」能解決香港問題

2019-10-08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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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公平」建國的中共,如今卻造成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美聯社)

標榜「公平」建國的中共,如今卻造成各領域的發展不平衡。(美聯社)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年大慶,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盛況空前的大閱兵,展示各種尖端武器。

習近平信心滿滿地宣布:「今天,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還預告中國人民要「繼續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香港人十一離心離德

中國的雄心是顯而易見。然而,十一這天沒有普天同慶。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南方邊陲的香港,在當天陷入空前激烈的警民大混戰。大批港人走上街頭,在全港十八區遍地開花。

香港警察忙於四處鎮壓,共發射了六發實彈、大批海綿彈、橡膠子彈和催淚彈,一八○人被捕,槍聲和煙霧讓慶祝生日的大國充滿不和諧。香港人沒有為中國的強大而自豪,而是高唱《願榮光歸香港》,踐踏著中國國旗。

這種情況肯定不是中國領袖所樂見的。中國外交系統和宣傳系統把香港動亂歸罪於以美英為首的「外國勢力」煽動的「顏色革命」,有時也歸罪於台灣蔡英文政府。

當然也有「深刻反思」的,那就是認為香港問題是「地產霸權」、「青年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等經濟因素造成。現在很難判斷,這到底只是一種對內對外宣傳的需要,還是一套領導真心相信的理論?如果是後者,這正好反映了中國在邁向世界大國時的盲點。

誠然,在七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中國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它不但是中國常說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平衡,更重要的是領域發展不平衡。

一個國家的發展領域不外乎幾個:經濟、政治、國際關係、人民生活水準和精神文明。在經濟和人民生活水準上,中國取得的成就無可否認,但在其他幾方面卻明顯沒有相應進步。

用經濟成功來強化制度自信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沒有接受普世價值觀,還片面地把經濟視為社會發展唯一重要元素、唯一重要指標,構成「經濟至上論」。經濟和民族主義一度成為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兩個基石。國內生產毛額(GDP)構成了中國特色的「歧視鏈」中最重要指標。

在經濟至上的思路下,中國又把當今社會的種種特徵視為經濟成功的原因,再加以包裝,搞出一套制度自信的理論。這套理論漠視公民的民主、自由和多樣性,追求一黨專政、領袖崇拜、同質化、依法治國,追求一人一黨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它與西方普世價值觀格格不入,唯一論證其吸引力之處,就是這套理論能帶來經濟發展。

可以推斷,中國領導層很可能真心相信這一套理論。他們在自己能控制的地方貫徹這套理論,在不能控制的外國則推廣這套理論。中國能控制香港,但不能直接控制香港,於是這個中間地帶成為首當其衝的衝突點。

香港是個重要國際金融中心,但由於GDP不斷被中國城市超越,占中國GDP總值從回歸時的二十幾個百分點下降到二%左右,在現在中國宣傳媒體筆下已被貶為一個「靠中國出手搭救」的可憐蟲,只有中國的大灣區才能救香港。

同樣,以往被讚揚的香港賴以成功的制度優點,都變成阻礙香港發展的缺點。比如中國媒體以前經常稱讚香港的法治,尤其是政府也需要守法;認同立法會對政府有一定制衡作用的重要性。但現在中國要求香港「三權合作」,認為法院和立法會要為「行政主導」服務。

沿用這種思維方式,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把經濟因素視為香港動亂的深層次問題,認為只要香港經濟好了,青年有房住,香港就萬事大吉。這樣當然難以理解,在已經享受過短暫民主和長期自由,而且一直有「免於恐懼自由」的香港人,能保有這種生活方式的願望,才是這次事件最根本的原因。

友邦經濟成長不是中國制度之功

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壯大,中國不可避免地走上擴大世界影響力的道路,也就是廣義的對外擴張。這裡說的「對外擴張」更多是經濟意義上的,當然也伴隨擴大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勢力。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透過經濟擴張帶動政治軍事擴張的代表作。中國在一帶一路中,也極力輸出自己的經濟至上論:

第一,中國理論強調經濟至上,也極力說服對方,中國的動機完全是經濟性的,是幫助這些國家發展,不存在政治上附加的要求。

初聽之下,中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諸多要求,沿線國家減少了政治方面的憂慮。這完全忽視中國未來利用經濟上的關聯度,影響該國內政外交的可能。關聯度愈大,就愈能被中國影響。

新疆維吾爾人與土耳其同文同種,在二○一八年前,土耳其經常批評中國的新疆政策;然而,在一八年中國大規模援助土耳其之後,土耳其再沒有對新疆發聲。

2019年10月4日,香港反送中、反禁蒙面法、反緊急法示威(AP)
港人用警民混戰為中國70歲生日慶生。(AP)

第二,一些國家開始相信,採用中國的制度就能像中國一樣帶來經濟發展。這在非洲一些國家特別明顯。這些國家確實經濟有了起色,但歸根究柢,還是中國在這些「聽話」國家持續投資之故,和中國推行的制度沒有什麼關係。

這種投資會帶來債務陷阱,比如斯里蘭卡不得不把港口租借給中國抵債。而且投資拉動型經濟嚴重依賴投資的持續,當中國投資放緩之後,這些國家成長也隨之停滯,前期過度投資的惡果反而更大。

第三,經濟至上論讓中國認為一切的問題都可以透過經濟發展解決。在香港如此斷錯症、下錯藥,在外國也不免如此。

比如在緬甸羅興亞人與政府衝突中,西方國家和東南亞鄰國都強調,緬甸政府應該停止民族歧視政策、停止壓迫羅興亞人,讓流亡的人早日回國。做為鄰國和對緬甸影響力最大的國家,中國提出的方案則是要經濟發展。即使中國方案是真心想解決問題,但也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第四,經濟至上論實際上是一種實用主義。為了經濟利益和附帶的政治利益,中國沒有在一些明顯違反國際法的情況盡大國的責任,為正義發聲。

近期最明顯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親自指使人在沙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用殘酷的手段殺害了記者哈紹吉(Jamal Khashoggi)。這種做法明顯違反最基本的人道主義。整個西方世界以及很多開發中國家都至少對沙國提出抗議。即使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明顯偏袒沙國王儲,也不得不裝模作樣地指責一番。

經濟至上論受中美貿易戰挑戰

然而,中國官媒雖然大肆指責美國雙重標準,卻幾乎沒有指責過王儲穆罕默德。中國政府反而趁著川普在媒體和政客壓力下不得不和沙國保持距離的機會,乘機拉攏沙國。這也讓穆罕默德有了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最終美國因中國因素不得不在此事上和沙國妥協。

在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下,中國經濟受到嚴峻的下行壓力,經濟至上論是否會面臨挑戰,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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