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祚來專欄:給習近平上一堂國家治理公開課

2019-11-06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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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總書記習近平講話。(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總書記習近平講話。(新華社)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本質上是一次中共高層維穩會議,卻被包裝成現代化治理的宏大政治敘事。習近平肩負雙重維穩重任,一是其當政以來重大決策失誤,使國家政治與經濟、內政與外交均陷入困境,引發體制內元老不滿,並有立儲的聲音強勢發出,習要在體制內強力維穩;其次是中美貿易戰、中國經濟下行,危機四伏,習需要集中黨國力量維護社會穩定,穩定壓倒一切是舊詞,代之以國家治理現代化,其實質不過是用現代化手段維穩。

10月28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第四次全體會議主題是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大陸媒體發佈這次會議公告之後,媒體重點突出的卻是這樣的標題新聞《習近平的「國家治理公開課」》,給人們的感覺是,這次四中全會不是「討論」黨國大事,而是黨中央委員們集中聽習近平講公開課。

這種公開課仍然滯留在家長式的訓話層次,五千多字的四中全會公報裡將「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及「堅持黨指揮槍」等,不斷重複「堅持」達55次。這意味著什麼呢?堅持近代政治體制(中共沒有完成政治文明現代化,所以滯留在近代政治生態中),卻要搞現代治理,政與治嚴重分裂、悖離。現代文明與近代文明最大的區分,就是:現代文明以人權為核心,遵守普世價值原則,通過民主憲政,三權分立,依法治國。而近代文明或是政教合一,或是黨國一體,對內侵犯人權,對外致力於軍國主義擴張。正是政與治的精神悖離,造成中共在國際社會與文明世界日益激烈的衝突,在國內與公民社會衝突,中共的黨治國家、人治社會如果不革命性的改變,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只會是非法治化、暴力化,一步步淪為員警國家,甚至進入軍管戒嚴狀態。

我們不僅要看中共四中全會在說什麼,更要看四中全會前後,中共政權實際在做些什麼。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新華社)

大山臨盆與習近平治國

拉封丹寓言裡有一則《大山臨盆》:「大山臨盆,天為之崩,地為之裂,日月星辰,為之無光。房倒屋坍,煙塵滾滾,天下生靈,死傷無數……最後生下了一隻耗子。」

中共的宣傳機器近日的大標題是:《習近平告訴你 制度優勢如何成治理能力優勢》,制度到底能發揮怎樣的優勢呢?另一則新聞標題做了最好的注釋:胡春華領導的小組將開展重要行動 可「非常手段」。 報導說「雷霆出擊 重拳整治」專項行動期間,全國共出動執法人員5.45萬人次,檢查在建工程項目10.5萬個,占此期間全部在建專案的78%,為13.12萬農民工補發工資待遇21.85億元。

中共靠農民運動起家,「成功」運用農民已近百年時間,甚至高唱過:「一切權利歸農會」,為什麼至今農民不能依法維權?為什麼農民沒有農民工會?因為中共的歷史承諾完全背棄,不僅如此,還不如中共建政之前,沒有城鄉戶籍壁壘,農民在城市是二等工民,或最低等苦力,住在工棚,沒有任何基本保障,大城市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也紛紛被拆除,每年卻有數以十萬計的農民被拖欠工資,現在一位副總理專項查處的,只會是冰山一角。這種運動式查處之後,問題還是得不到根本解決。由此可見,中共在製造制度優勢、強勢解決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新聞時,卻使人們看到了其政制的不堪,如果沒有副總理級的領導親自干預,數以十億計的農民工血汗錢就無法討要。

如果真的要談制度優勢,習近平應該抬眼看看西方文明世界,為什麼沒有農民工問題,包括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問題,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特別是農民工戶籍問題。不學習文明世界的制度優勢,依法運行社會,卻用行政力量來強力干預社會,充當救世主角色,完全背離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毛澤東成立一個文革小組,用鬥爭方式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而習近平得成立十幾個領導小組,不依法治國卻依小組治國,疾風暴雨式解決,一邊解決一邊製造新問題,當然,解決問題是假,害怕由此引發社會不穩定與動盪,卻是當務之急。

近日另一則消息更能說明中共的「現代治理」是怎樣的「現代化」:河北承德市一名15歲李姓少年,因多次在網上觀看海外對中共政府認為的「負面資訊」,遭地方公安查處, 根據 「雙橋公安網路發言人」 微博10月29日發文,指李男因登錄「惡俗維琪」網站,多次觀看刻意歪曲中國歷史,曲解國內外熱點新聞、事件的資訊,而被查處。與此同時,廈門員警還查處了一個14歲少年,原因也是非法註冊、流覽反華「精日」分子創建的境外「惡俗圈」網站,並發佈醜化國家民族形象的言論。

中共限制中國人的上網自由,本身就是非法,特別是建立了阻斷國際網路互聯的防火牆,與明清朝代禁海一樣,使中國與文明世界隔離,這完全不符合憲法,但卻符合中共的現代治理精神,就是動用先進的現代手段,監控人民,無微不至,線民流覽海外網站或註冊都在掌控之中,並能及時「偵破」,予以處罰,如此形成威懾力,使年輕一代無法認知外面的世界,而義和團式的愛國卻得到宣導,這樣的現代化治理進程,使人不寒而慄。新疆管控模式,正在向全國推展。

中國將科技監控結合社會信用系統,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政府面前無所遁形。圖為上海一架華為監視攝影機。(AP)
中國將科技監控結合社會信用系統,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政府面前無所遁形。圖為上海一架華為監視攝影機。(AP)

政與治分離:古代的政與現代的治

中共媒體解讀十九屆四中全會主旨,是一切為了人民。其實,是一切為了統治人民。

習近平仍然是毛澤東模式,把人民這個概念神化,人民是神,中共領導人民,本質是挾人民(神)以令天下、以治天下。人民不是公民,不持有選票,不是具體的人,而是寫在中共經典中的神聖概念。

中國古代精英通過天意即民意,還能讓統治者有所敬畏,發生天象異常與災難之際,還能夠自我懺悔,發佈罪已詔,中共無論是製造了慘絕人寰的1958-1960年餓死數千萬人的饑荒,還是文革災難,以及八九六四屠城,誰發佈過罪已詔或受到公開審判?傾國家之力,無論造成了怎樣的國難,中共既無被追責機制,也無懺悔之心。中共治理體系中,人民不僅成為概念,而且堂而皇之地通過人民代表造假,而使整個政權偽化。集中力量辦大事,包括集中力量辦大壞事,卻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與懲治。

中共選舉法裡關於公民有獨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不僅被廢棄,獨立參選的公民,反而會淪為階下囚,江西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公民劉萍因參選代表而坐牢六年後近日才被釋放出來,如果當面責問習近平,劉女士是不是人民?習的回答應該是:她是尋釁滋事的罪犯,因為她不是中共定內的人大代表人選。

大陸劉權人士劉萍只因為她不是中共內定的人大人選,就成為「罪犯」。(博訊網)
大陸劉權人士劉萍只因為她不是中共內定的人大人選,就成為「罪犯」。劉萍坐牢六年,最近才被釋放。(博訊網)

近日習近平在上海提出一個新概念,說中共的民主是全過程民主,從醞釀到決策整個過程都有民主參與,這完全是用新概念掩蓋舊謊言,內定人民代表與人民代表大會全過程只是中共黨內暗箱操作的全過程,而非公開的、公民自由參與的全過程,任何獨立參選人民代表、任何獨立自治謀求發展,均被中共視為非法,重拳打擊絕不手軟。

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有罪,基層獨立自治也有罪:10月23日,中紀委機關報發文《「獨立王國」的覆滅》,批評北京製版廠工人「以自治實驗對抗黨的領導」。廠長王強被開除黨籍,其餘被指「監管失責」的上級官員12人被處理。文章透露,這家製版廠始建於1955年,廠長王強帶領工廠探索「職工自治」和「廠務公開、民主管理」,召開職工大會,選舉產生了企業管理委員會和企業監督委員會,並由管委會全面負責經營管理,全面實行自治並對抗中共上級黨委。

基層自治為什麼成為罪名呢,因為現在習要將中共組織滲透到每一個企業包括外企,以全方位控制中國經濟每一個細胞,所以,北京底層工人(甚至有黨員身份的基層領導)的自治,也被違規被查處。中共對人民的智慧從來就是選擇性的利用,不符合當政者現行政策的,均視為非法違規。

文革結束後,安徽小崗村民分田到戶,當時還有深圳村民外包香港手工活計,農民們有了衣食富足,國家也獲得了經濟利益,這種古已有之的自給自足經濟與小農商業經營,居然成為啟發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智慧」,使中共有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安徽農民將屬於自己的土地偷偷分包給自己耕種、深圳農民有限的邊貿與代工,居然要通過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恩准,劃上一個圈,限定在深圳範圍內有限發展,這是五千年或三千年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居然成為中共改革開放的光榮篇章。關於深圳開放,從出土文物看,早在二千年前的秦朝,南越就與許多國家有海上交易,二千年後中共在深圳畫一個圈,可以有限的經貿自主,這只是比1840年前的大清王朝十三行外貿稍微擴大了一點範圍而已。

不僅選票沒有回到人民手中,連自古以來屬於人民的私有土地,也沒有還歸人民,小崗農民分包田地種莊稼,解決了溫飽,也帶動了整個國家的農村有限改革,而京郊的農民與其它城市周邊農民集體土地上「種房子」,這種房子被視為小產權房,被地方政府承認,並收取的稅費,現在卻一紙令下,要求大面積拆除,同樣的農民的集體土地,同樣是滿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樣的民間創意,習近平治下與當年萬里、習仲勳們的思維有天壤之別,而這背後共同點是,共產黨中央根據自己的權益需要開明與開放,現在城市集體小產權房瓜分了城市房產稅費,侵害了黨國利益,通過拆除有利於穩定城市房價,有利於黨國利益,所以中共不再表現出開明與開放。

我們看到,中共從毛到鄧到習,只尊重概念化神化的人民,而對公民的神聖私權,一直剝奪、侵犯。基於一黨專政的治理,是自上而下的治理,而基於民主憲政的治理,是自下而上的授權治理。治理的最高境界是無為而治,當政者無而,而民自為之。所以中共的治理,既不符合古代道家聖賢無為而治的精神,又不符合儒家仁政德治原則,更不符合當代憲政民主之治,黨治的本質,是秦政之治、霸道之治,遵循的是吏治原則,以最高統治者為聖、以吏為師。

習近平無法獲取毛澤東式的魔力,但卻不失毛式指點江山、胸懷世界的氣勢,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還有中國模式對世界經濟的指導,當一帶一路、南海戰略、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遭遇失敗,成為爛尾工程之時,習退回自己的天下,又一次「攘外必先安內」,通過四中全會,來實施「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國家治理不用現代文明政治,不遵守人權核心原則與普世價值,而是動用所謂的制度優勢,動用黨國一切力量去做大事、動用黨國權力,去干預、決定一切社會事務,這種治理模式「現代」嗎?只不過是古代秦制的「吏治」翻版,同時復活的還有可恥的連坐制,習氏之治,不過是秦治新版。只是二千年前沒有現在這樣強大的大資料控制系統,沒有現在這樣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

如此說來,中共的治理現代化,不過是通過現代技術手段來治人、維繫政權穩定而已。

*作者為獨立學者,專欄作家,現居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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