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曾是象徵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標籤:《發現東亞》選摘(1)

2019-11-17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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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東亞」的概念雖屬外來,卻嫁接在這個區域的內部資源上。而我們更熟悉的「中國」、「日本」、「朝鮮/韓國」的概念看似內生,其實有很強的外來性和互動性。圖為日本國旗。(圖/flickr)

作者指出,「東亞」的概念雖屬外來,卻嫁接在這個區域的內部資源上。而我們更熟悉的「中國」、「日本」、「朝鮮/韓國」的概念看似內生,其實有很強的外來性和互動性。圖為日本國旗。(圖/flickr)

一八八五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在三月十六日這天,東京出版的政論新聞《時事新報》上,刊載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社論,題為〈脫亞論〉。文章提出,日本要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要拒絕與中國(支那)、朝鮮這樣愚昧落後的「惡鄰」為伍。

這篇文章在今天廣為人知,一般認為其作者是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不過關於這點,學界還有爭議。更重要的是,和我們的想像相反,它發表後影響甚微:直到一九三三年收錄於《續福澤全集》,它再沒被人提起過。日本學者重新發現〈脫亞論〉,並且把這篇兩千四百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國家走向相互印證,是在二戰結束後的二十世紀五○年代。而它成為討論焦點,被普遍認定為日本走向近代、走向殖民侵略的先聲,更晚至二十世紀六○年代。儘管文章被長期遺忘,但因「脫亞」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某種心路歷程,所以在沉睡近百年後幽靈般甦醒。它迅速成了一個符號,象徵一個國家(日本)對其所置身的共同體(亞細亞,或者東亞)曾經的態度。而對〈脫亞論〉的重新「發現」和討論,則表現了一種特定時空中的歷史思考。

二○一五年,中國高調紀念了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此時距〈脫亞論〉發表,正好是一百三十年。東亞近現代諸多轉折性事件,在二○一五年都是整年紀念: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一百二十周年,日俄戰爭結束一百一十周年,以及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它們分別標誌著東亞傳統宗藩體系的崩潰、日本確立東亞霸權,以及此霸權的終結。對這幾件事情的記憶,可以串聯起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東亞歷史。那麼,我們對於自己所處身的國家和區域在這一百三十年來的際遇,應該有怎樣的理解呢?

福澤諭吉。(圖/維基百科)
日本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圖/維基百科)

我想從「脫亞」的「亞」字說開去,先看看我們和這個「亞」,或者具體說是「東亞世界」,是怎樣一種連結。為什麼我們是「東亞」?「東亞」對我們又意味著什麼?

小時候學世界地理,都說世界有「七大洲」:亞、歐、非、大洋、南美、北美和南極洲。這看似是個客觀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是攤開一張世界地圖,疑問就來了:其他大洲都邊緣清晰、相對獨立,為什麼歐洲和亞洲明明屬於一個大陸板塊,卻被分成兩個「洲」?是,烏拉山脈、高加索山脈、黑海和土耳其海峽這些「天塹」,構成了歐亞的地貌分界,可第一,它們並不比喜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義;第二,也並未成為東西交往的屏障,怎麼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橫跨歐亞」的大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很煩心,時不時糾結於自己姓「歐」還是姓「亞」。

所以,與其說「亞洲」是一個天然的地理單位,不如說是人為的認知單位(當然嚴格說起來,其他「洲」也是)。製造這個亞洲概念的,是它的鄰居—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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