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一國兩制處於危險的路口─先談情緒再談制度

2020-01-05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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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思維要多多照顧情緒感性的因素,不要被制度安排的思維所綁架,雙方都要設法理解對方在群體認同中的自尊情緒,才有善意合作的可能。(資料照,陳韡誌攝)

一國兩制的思維要多多照顧情緒感性的因素,不要被制度安排的思維所綁架,雙方都要設法理解對方在群體認同中的自尊情緒,才有善意合作的可能。(資料照,陳韡誌攝)

一國兩制多以制度安排為重點

什麽是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其大致内容不外:台灣可以「保留原有的制度」,「特區」,「司法獨立」, 「終審權不必到北京」,「保留自己的軍隊」, 「不派人到台灣」, 「比對香港更為寬廣的條件」。這些都是接受一國兩制之後的制度安排。但是,台灣對此一概不予考慮,令鄧小平都百思不得其解。「一國兩制對台灣來説, 有什麽損失呢?」(鄧選3, 362)盡在不言中的假設和影像是: 兩岸問題的解決完全是利害權衡, 損益計算, 像是供需調節的市場問題。換句話説,如此慷慨的制度安排, 對台灣方面幾乎有百利而無一害。台灣方面的反應竟然是來個 「不接觸, 不談判」 的 「非理性」的無動於衷。在制度主義者看來, 幾乎是不合趨利避害的 「人性」。

不過,要是說; 一國兩制完全忽略情感問題, 那也不盡情理,一國兩制也有心理的成分:傳統地緣政治的安全恐懼因素, 即「你不吃掉我, 我也不吃掉你」,以及類似家庭内部糾紛的 「都屬一個大家庭」。只是,實踐證明:制度的安排與感性的呼籲脫節。 如何 「從此岸到彼岸」?

族群衝突的文化/心理因素

問題出在哪裏?我想首先要抛棄傳統 「實在主義」, 「實證主義」的偏見和包袱。瞭解制度的良否固然重要,人不僅可能是 「理性」 的動物,她∕他還有情緒和感受。況且,「理性」不是過去長久被論者扭曲的毫無情緒的認知狀態,而是認知和感受混合的心理狀態。制度的優良與否的判斷,不僅在建議者的認定,更需對方同時以智性和感性的接受。不僅建議者是否可以信賴 ( 因此相信建議可能不會是陷阱), 取決於對對手的情緒感受;信任與否, 不是理性分析, 而是情緒和感覺的作用。 即使認知衡量,也不能自外於情緒感性的左右。損益分析分析什麽?什麽因素必須分析?即證據的認定,選擇,信賴,份量,極大程度受到感情的左右,不是純粹智性的考量,因而沒有不帶情緒感受的損益分析。如果人能有不帶情緒感受的分析, 那他∕她正是 「非理性」 的動物。

文化心理因素是認真解決兩岸關係的先行和重要考量

任何化解族群衝突的談判如果有開始的希望,必需至少兩階段的設計:

一、先行程序, 也就是談判的前提,要求衝突的各方改變敵意,至少是相信對手有接觸的價值。這是情緒感受的心理變化。心理變化固然會受到制度安排的利弊所影響,如何衡量制度的良否, 卻也取決於心理的感受。

二、 一旦有了初步的認識和瞭解,才有胡錦濤 「從易入難」 , 進一步探討困難議題及安排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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