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維幸觀點:賴清德的歷史時刻

2020-02-01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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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副總統賴清德(見圖)日前提議,兩岸應共同合作,幫助中國抗災。(資料照,簡必丞攝)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副總統賴清德(見圖)日前提議,兩岸應共同合作,幫助中國抗災。(資料照,簡必丞攝)

副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在此次武漢病毒風暴中提議:應該幫助中國抗災,褒貶交至。有人認爲賴清德一遇到兩岸問題就不及格,我説此言超級差矣!以我的觀察:賴還沒有混到滑頭政客的悲慘境界,有時可能給人有點生澀的感覺。但是,無論人道也好,策略也罷,這樣的提議,可能有潛在的重大歷史性。

族群衝突中的負面及積極情緒

我完全可以理解 (甚至同情)批評賴的情緒反應。仇中、抗中、憤怒、自尊、對等,這些情緒都是意見的心理反應。但是,政治心理學家及心理分析治療師指出:汎濫的情緒感受有時使當事人完全受到情緒控制,導致大腦智性失靈,無法談論任何議題(「腦殘」、「支那作者」、「歡迎去香港」等等),這是生病,不是論事。許多臨床的案例説明人在生活中感性主導理性的現象。理性要麽依附感性,要麽就是被感性所宰制。在許多精神及神經狀態下,理性被感性泯滅或扭曲。偶爾精神病人也可能還有沒受損害的理性。許多精神狀態下,感性指使理性。有時看來理性的人,其理性其實是感性的狀態。行爲有問題時的衝動就是感性的主導,而用理性來做事後的解釋。

截至目前,大部分治理情緒感受的研究,專注對負面情緒的壓制及控管,完全否認積極情緒潛在的作用。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也是以恐懼,威脅等等,做爲國家衡量關係的情緒因素。完全不注意積極的情緒。但是,人不僅對刺激有所反應,而且被其改變。基於溫暖和喜歡的感覺,會促使一個人超越利益或證據,并且寧可錯判。信任中既有認識也有情緒,是一種情緒性的信仰。 在化解族群衝突的努力中,必須注意恐懼和仇恨不是族群關係的必然情緒。同理心和同情心一樣重要。

情緒低落示意圖。(取自pixabay)
恐懼、仇恨等負面情緒,並不是化解族群關係之間的衝突時必然的情緒,保持同理也是重要的一環。圖為示意圖。(資料照,取自pixabay)

緩和衝突,解決衝突,甚至是簽訂和平協議。這種程序通常不是綫形的發展,而是漫長而困難的曲折過程。既要克服不與敵人打交道的禁忌,也必須就重大利益或信仰做出某種妥協。緩和衝突的過程中呈現恐懼及希望兩種相互矛盾的強烈情緒。由於和平解決族群衝突必然承擔一定的風險,而恐懼通常使人不願或無法接受風險,成了解決衝突最大的阻力。高明的政治家就會承擔一定的風險,設法提升希望,降低恐懼。

兩岸關係化解衝突的努力中,就是要提防極端情緒的干擾,設法注入積極感性的氛圍。消滅戰亂的恐懼,追求和平的願景。

認識族群衝突中決策者的某些人格特質

兩岸關係無法避免與中共官僚打交道,其中有個情緒心理因素特別值得注意。族群衝突專家指出:艱困的成長過程導致成年之後與別人難於相容,在社會關係中對人有相對低度的信任感,從而容易誇大社會或政治群體的依賴及認同的補償心理機制 (例如沙文主義)。而成長過程中痛苦的身心經歷會容易產生一定的罪惡和焦慮感。而這種心理特質常常轉換為侵略性。尤其在很多情況不得不容忍壓抑之時,處於相對弱勢的「異己」成了群體認同中發泄情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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