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公民》疫症中不忘香港學術自由

2020-02-22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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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筆者指出,在疫情過後日常生活可以重返正軌,喪失了學術自由,卻將對香港造成深遠的影響。圖為香港疫情延燒,市民搶購物資。(資料照,AP)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但筆者指出,在疫情過後日常生活可以重返正軌,喪失了學術自由,卻將對香港造成深遠的影響。圖為香港疫情延燒,市民搶購物資。(資料照,AP)

在疫症蔓延中香港學術自由正在顯著倒退,然而在乎的人似乎不多?

學術自由是高等教育的基石,沒有學術自由則學者斷不能自由地陳述其理念,最終危害的是學生的受教權與社會的進步,人類的知識文明也無法累積。香港自九七年主權移交以來,學術自由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根本原因在於香港由一個「部份民主而享有自由」前殖民地,其中央政府/宗主國改為沒有民主也輕視公民自由的北京,學術自由的危機正是香港高度自治的危機。因此儘管《基本法》第137條表明「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仍值得關注與珍視。

歷經了2014年79日的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與政治的關係產生了重大的變化,一方面北京的治港政策更為縮緊強硬(例如「831框架」),另一方面在短暫的低潮後源於本土主義的覺醒與反抗也快速的發展。在高等教育界目睹了港大校務委員會否決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的委任案(2015)、浸大教職員工會主席黃偉國博士不獲續聘案(2018),浸大社工系講師、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被暫停教學職務案(2020),乃至有團體與傳媒施持續壓港大以解僱發起「和平佔中」的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雖然訴求未果卻更激起港人抗爭意識。(美聯社)
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自此之後北京當局對香港的治理措施更為強硬。(資料照,美聯社)

在此背景之下,由高教界學者所組成的傘後團體「高教公民」(2017年至今)揭櫫「學術自主與公民自強」宗旨,於近日公布的《2019香港學術自由報告》(註)不僅適時也具重要性。《報告》追蹤了受訪者關於學術自由狀況的主觀意見,同時也羅列了2019年具體的傷害學術自由事件,《報告》無畏地具體指認涉嫌侵犯學術自由的始作俑者,包括大學校長、出版社、大學校董、國家領導人、工會與社團人士、立法會議員、政府官員與警隊等,涉及的事件則包括矮化台灣大專院校的地位、針對六四事件自我審查、港獨議題的討論、新聞出版自由、大學自主、外國學者入境、教育撥款與校董會任命等,可謂方方面面,讀來令人怵目驚心。部分的高教界人士正在力求反擊,具體採取包括將學術自由列為大學排名的指標之一、串聯海外學術自由組織,甚至制裁涉嫌侵犯學術自由的人士等,然而情況不容樂觀,許多人仍自私的僅求自保、無暇他顧或缺乏覺醒,面對學術自由的倒退,學術界顯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從兩岸四地華人社會的角度觀察,香港高等教育的教研水平儘管位於前列,然而學術自由的處境卻也尤其嚴峻。中國大陸以黨領政,黨組織滲透到包括教育體系等整個社會,難言獨立思考與思想自由固不待言;澳門的高等教育也在回歸後與中國日益接軌,高教界醜聞不少的同時關於學術打壓的事件亦時有所聞;台灣歷經了威權時期後的民主化與自由化,儘管藍綠陣營仍有滲入高等教育的情況,但是成熟的公民社會以及自由發達的傳媒環境讓民眾對學術自由更為關注與警慎,避免重蹈白色恐怖的覆轍。然而香港卻不同,自董建華時代以降高等教育的擴張乃至產業化,重研輕教、彈性聘用以及管理主義盛行,讓高等教育界人人自危的同時,不是採取向建制靠攏,以政策來決定研究方向,就是化身為政府政策的化妝師,為其包裝與辯護。總之資源決定了生存的方式,犧牲的是學術自由與教育素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AP)
中國以黨領政,黨組織滲透教育體系,難保學術自由幾獨立思考。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AP)

學術自由不是抽象而空洞的概念,而是具體而切身的生存狀況。香港學術自由主要應由香港人自己捍衛,而外來的學者或因為教職的安定性,或是經費與後續田野研究的進行,乃至缺乏歸屬感等因素,較難以期望站出來發聲;另一方面,香港學生投入高等學術研究者稀,本地教職在全球招聘的旗號下日漸由外來學者所充斥,這構成了現實的結構限制,也是為什麼過往許多學術自由的爭取以及公民社會的參與主要是由較具穩定教職的本地學人無私的參與。疫症過後的生活可望重返正軌,學術自由若是喪失則影響較疫症更為深遠,怎能輕視呢?

註:《報告》全文可見https://reurl.cc/k5mZYK

▋延伸閱讀

「高教公民」成立宣言:學術自主 公民自強

*作者為高教公民執行委員,本文章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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