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峰專文:梁啓超十問,見證台海兩岸的落差

2020-02-28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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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自古以來便孕育不同型態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日治時期更是加大落差,當時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就曾提出10點問題,想藉此了解日人治台之方。(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兩岸自古以來便孕育不同型態的生活型態與文化,日治時期更是加大落差,當時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就曾提出10點問題,想藉此了解日人治台之方。(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台海雙邊的歷史發展,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

從生活、經濟型態來看,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容性的;而大陸文化,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由於農業是安土重遷的,因此相對來說,它是一個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社會。

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已展現出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米、糖、鹿皮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雛型,也已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型,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662年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的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江日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鄭成功繼承其父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這股勢力雖然曾被視為「海盜」,但若將之形容為「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也許更恰當。1654至1655年之間,鄭氏一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74%,因此要操作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勢力來到台灣之後,果然突破滿清的封鎖。到了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甚至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商務代辦。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誠如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其所謂「通洋之利」,用現代話說,就是國際貿易的利益。台灣史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秘所在。」

學者認為,鄭成功最大的功勞是趕走荷蘭人,建立以漢人為主的社會。(林瑞慶攝)
鄭成功來到台灣時進行的海外貿易,在日本、東南亞等地都佔有支配地位,國際貿易發展蓬勃。(資料照,林瑞慶攝)

滿清帝國佔領台灣之後,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來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作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只靠著「郊商」進行海峽兩岸的區域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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