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燁專欄: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心理危機

2020-05-02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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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疫情趨緩,疫情對於社會造成的影響與撕裂,是短時間內難以撫平的,造成社會心理危機。(資料照,謝孟穎攝)

即使疫情趨緩,疫情對於社會造成的影響與撕裂,是短時間內難以撫平的,造成社會心理危機。(資料照,謝孟穎攝)

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心理醫生,但這是我第一次寫與心理問題有關的文章,也許知識不足,也許結構混亂,但我覺得值得寫一寫,不足之處請讀者諒解、批評。

過去一年多時間裡,我因父親的癌症治療再次陷入抑鬱情緒中。與十五歲時初發抑鬱症相比,這一次已經對自我的情緒有了很高的識別能力和掌控力。在自我感覺很糟糕的時刻,也能夠主動去找心理醫生朋友做及時治療。

人類的痛苦並不相通

我無法理解每一個人具體的痛苦,只能說,對在荒蕪的心靈絕境中的那種痛苦大致了解。

說這些,是因為我想到在疫情中那些同樣身處抑鬱中的人。他們或者自身經歷了確診新冠肺炎,或者在這場全球疫情中失去了至親,或是經歷了難以想像的長期超負荷運轉的醫護人員而身心俱疲。

另一些人受到間接的心靈衝擊──擔憂可能感染新冠而導致的過度緊張、因疫情導致的事業中斷、經濟打擊、非新冠的重疾治療被延誤、無法按時參加考試的升學年級畢業生、被各種能導致負面情緒的資訊包圍而產生的焦慮等。

很同意「人類的痛苦並不相通」這句話。與宏觀的確診與死亡數字、經濟下滑百分比、失業率等冰冷資料相比,每一個個人的痛苦是相對沉默的──我永遠無法想像李文亮醫生的妻子怎樣才能「節哀」,要怎樣堅強才能面對原本應是兩個人一起走完的餘生。

相較之下,我甚至覺得,我們這些癌症病人的家屬是幸運的,至少我們有足夠的時間為生病的親人盡全力去努力,並且讓自己有足夠的時間做好告別的準備,有時間向親人表達我們的愛意,或許還可以讓我們的親人有機會為自己的生命有一次體面的完結。

美國職籃(NBA)退役超級巨星「小飛俠」柯比.布萊恩驟逝,讓無數球迷難過神傷。(美聯社)
相比突然驟逝的親友,筆者甚至認為癌症病患的家屬相較之下是幸運的,還能有時間向親人表達愛意。圖為因美國NBA巨星去世而難過拭淚的粉絲。(資料照,美聯社)

無法壓抑的情緒需要及時紓解

突如其來的失去,對留下的親人來說,可能是餘生裡最難接受的「未竟之事」。我認識兩位朋友,均有至親在車禍中去世,在接下來的十幾年時間裡,兩人均經歷了不同症狀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其中一位至今再也沒有哭過一次。

沒有見到最後一面、沒有來得及表達對逝去親人的愛與感激、沒能了解逝去親人的最後心願……,這些遺憾與痛苦可能會在餘生中一直伴隨生者。

此外,參與了一線救治的醫護人員,有些人可能會在疫情結束之後辭職,因這一次重大創傷而永遠離開醫療體系。受到間接創傷的群體可能會經歷短期的經濟損失、錯失某些機遇,而導致生活中的某方面發生不可逆的變化,我們無法壓抑的情緒也需要及時紓解。

在疫情集中爆發的中國湖北、義大利北部、美國紐約等地,可能整座城市在疫情後都難以再回到過去的常態生活中。我相信經歷過九一一的紐約有足夠的韌性來渡過最艱難的時間,美國的民間組織畢竟有發達的網絡,社會互助是災難中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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