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專欄:比《悲慘世界》更悲慘,在中國誰沒當過囚徒?

2020-07-05 06:20

? 人氣

羅蘭(左)與廖亦武(右)聲援遭重判的牧師王怡。(圖片由廖亦武提供)

羅蘭(左)與廖亦武(右)聲援遭重判的牧師王怡。(圖片由廖亦武提供)

我一直很好奇,廖亦武與羅馬尼亞裔德國女作家赫塔·穆勒(Herta Muller)是如何成為好朋友的,當我讀完廖亦武和穆勒的大部分作品之後,很快就有了答案。原因很簡單,他們的作品的主題和本質是一致的:描述了比雨果的《悲慘世界》更悲慘的世界,譴責了某種陰森可怕的東方式的暴政——羅馬尼亞是吸血鬼德古拉的誕生地,而今日的中國是喪屍肆虐的帝國。

美國資深記者、地緣政治專家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歐洲暗影》一書中指出,穆勒的作品中充滿政治壓迫的影子,她以那些靜默無聲、殘酷而空寂的蕭瑟畫面令讀者感到心如刀割。她描繪的那個物質世界誠然鄉土而傳統,但毫無美感可言,也不具如何提升心靈的美學成分。在北愛爾蘭出身的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詩歌中,爛泥、農具和土造器物幾乎充盈感官意趣,但同樣這些元素在穆勒的作品中卻顯得冷酷無情——那些內心一片空白的男人,那些大聲尖叫的女人,甚至連水也是渾濁而堅硬的。卡普蘭感慨說:「壓迫不止於牢獄和行刑隊。壓迫也存在於更平凡而又更折磨人的繁瑣日常中,而穆勒忠實重構出這種感覺。」在廖亦武的新作《十八個囚犯與兩個香港人的越獄》中,我感受到同樣壓抑而混沌的氛圍:他採訪那些悲慘人物的路途與場景,是火柴盒式般醜陋的蘇聯風格的居民區,是污水橫流的街巷,是骯髒的四川茶館,是雜亂無章且昏暗的公寓,以及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生命熱情被耗盡的行屍走肉。

美國出版經紀人伯恩斯坦如此評價廖亦武的作品:「這是對中國監獄系統的全面調查,其範圍與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相當,作者花了二十年時間記錄了這些令人痛苦的敘述。」廖亦武的見證式的事業早已超過二十年,還將終其一生。他的採訪和寫作,既是揭露與批判,也是一個自我療愈和心理醫治的過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每個人都患有極權主義暴政造成的「監獄病」。《十八個囚徒和二個香港人的越獄》中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廖亦武某一階段的心理醫生,他坦然承認:「在這種看似畸形的對話故事裡,在對苦難的描述、嘲弄、相互攀比中,我甚至獲得某種無恥的優越感——也許,在這個網路監控無處不在的獨裁帝國的所有囚徒中,我是最幸運的一個。這種幸運,不是因為我僥倖逃到了德國,獲得了自由、榮譽、愛情和家庭,而是在出獄之際,甚至在獄中秘密寫作之際,就清楚意識到擊垮自我尊嚴的『監獄病』。」不諱疾忌醫乃是治療並痊愈的開端。

《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是廖亦武的最新文集,記錄著各式奇異的生命經歷。(允晨文化提供)
《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是廖亦武的最新文集,記錄著各式奇異的生命經歷。(圖片由允晨文化提供)

「監獄病」不是心理醫生所能治好的病症,除非病人願意展開自我療愈。比如,書中寫到的四川綿陽《劍南文學》的編輯劉德,因為在文學課上對中越戰爭說了幾句不同意的話,就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他出獄後,英國筆會跟他聯繫,願意向他提供幫助,他卻嚴詞拒絕說,「作為中國人,不管受了多大委屈,都應當愛國」,所以「不願成為東西方冷戰的一張肉票」。這也是監獄病之一種。廖亦武當然知道尼采的名言:「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他深知自己長久以來被極權暴政深深傷害和扭曲,而其受訪者大都渾然意識不到這一點。廖亦武無法拯救他們,但至少可以拯救自己,寫作是為了排毒,正像他所說:「獄內獄外,我記錄了幾百個故事,大多數故事的主角都比我更愁、更苦,許多時候更多疑和無恥、更無可救藥——我在刺探和榨取他人的創痛,他人的慘敗,他人的監獄病——讓自己的監獄病減輕一點點,再減輕一點點,直到愛和憐憫油然而生。」

喜歡這篇文章嗎?

余杰喝杯咖啡,

告訴他這篇文章寫得真棒!

來自贊助者的話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