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選摘(5):我們是怎樣戰勝日本的?

2015-07-0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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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區的第一個受降地點:芷江。(夏珍攝)

中國戰區的第一個受降地點:芷江。(夏珍攝)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軍以十二個師團、約二十五萬兵力,大舉進攻武漢;防守武漢的國軍為四十七個軍、約七十五萬人,雙方在此展開大戰,是謂「武漢會戰」。會戰至十月二十五日結束,國軍主動放棄武漢;本戰,國軍傷亡十九萬餘人,日軍傷亡兩萬餘人。

就在這個時候,日軍又於廣東大鵬灣登陸,十月二十一日占領廣州,中國僅有的出海口陷落。連外補給線只剩下兩條脆弱的陸路,一條是由雲南昆明穿越怒江、瀾滄江縱走河谷,通往英國殖民地緬甸,盤旋在崇山深壑的滇緬公路;另一條是由昆明經紅河河谷,進入法國殖民地越南,蜿蜒於峰巒之中的滇越鐵路。雖然中國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但這也是日軍落入「持久戰略」漩渦之中,攻勢不繼、進退失據的開始。

八年抗戰可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會戰」,一共一年又四個月。國軍本著「戰略守勢」、「陣地防禦」、「逐次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指導原則,一面誘迫日軍主力進入對我最有利的長江「作戰線」作戰;一面爭取時間,西遷物資,完成後方基地的整備。

日本人為忻口戰役立碑,向英勇抵抗的國軍致敬(天下文化提供)
日本人為忻口戰役立碑,向英勇抵抗的國軍致敬(天下文化提供)

第二時期是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岳陽陷落,到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即「太平洋戰爭」直前),約兩年十個月。國軍利用平漢、粵漢鐵路以西地形,本著「戰略持久」的指導原則,會戰而不決戰,持續消耗敵軍,保持有生戰力,維護抗戰基地安全,實施敵後游擊。最重要者,就是至少要維持一條國際交通線,以支持抗戰持續戰力不輟。

這兩個時期國軍都是獨立作戰,也都是以「持久戰」為核心指導概念,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時期的持久戰,是用空間換取時間,要誘(迫)使敵人進入對我有利的作戰線上,以拖住敵軍為最高原則。第二時期的持久戰,是依山地之利,固守最後抵抗陣線,不再後退,以拖垮敵軍。其後,再依情勢發展,轉取攻勢,爭取最後勝利。

第三時期,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共三年八個月,為「聯盟作戰」的「戰略攻勢」階段。此時國軍已取得抗戰基地空優,轟炸敵後方,並由滇西遠征軍與駐印軍與美軍並肩作戰,發動聯盟攻勢,打通中國通印度、緬甸的陸上交通線,以準備全面反攻。

世人常說,日軍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此一說法出於「結果論」,不僅忽視了戰爭過程中,中國對「聯盟作戰」的貢獻與犧牲,亦使戰後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侵害。諸如外蒙的獨立,釣魚台隨琉球轉由日本行政管轄等,中國真成了英國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書中「被遺忘的盟友」。從軍事的觀點而言,日本宣布投降,應是其海軍已歿於美國,陸軍將滅於中國,原子彈只是「壓死駱鴕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和蘇聯的參戰沒有關係。

芷江受降紀念坊。(夏珍攝)
芷江受降紀念坊。(夏珍攝)

一九四五年春,駐印軍在美軍協力下,與遠征軍會師芒友,肅清緬北與滇西的全部日軍,在昆明成立「聯盟作戰」陸軍總司令部,準備接收美援裝備,全面反攻。另一方面,國軍也在接下來的「豫西鄂北會戰」(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及「湘西會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連續重創日軍。凡此,均足顯示敵我在戰爭中的優劣情勢,已完全逆轉,日軍在中國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並正策畫全面撤退。五月上旬,我置於敵後蘇、浙地區的第三戰區,即發現日軍有此徵兆,而採取了一些防止日軍脫離戰場的牽制行動。

簡單地說,一九四五年以後,日軍在華戰力呈現衰竭現象,只能在其「一號作戰」所留下來的殘局中苦守點線,據隅頑抗。用軍事評論勝負的角度看,日軍實已戰敗,其投降只是時間問題。反過來看,國軍則戰力不斷增強,在廣大正面上開始掌握主動,並準備反攻,有極大可能殲滅日本陸軍。

猶記日本宣布投降之初,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接奉國民政府頒給的受降「第一號命令」時,就曾有他不能代表日本海軍,而有意讓日本陸軍單獨向中國投降之反應。可見日本陸軍已承認被中國擊敗的事實。

無論如何,我們是第一個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作戰時間最長,戰場幅員最廣,犧牲最重,對盟邦貢獻也最大的國家。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牽制住一百多萬日軍,使其不能轉用於其他方面,否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恐怕傷亡會更慘重,結果也難料。

結束重返戰場之旅後,郝柏村與四位將軍合影。(天下文化提供)
結束重返戰場之旅後,郝柏村與四位將軍合影。(天下文化提供)

*作者為前行政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本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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