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中共如何才能「落得個好死」?

2019-01-15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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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鄭也夫教授等體制內知識分子喊出勇敢的「我抗議」。時評人長平認為,中國體制內知識分子最大的希望,在於呼籲開放報禁和黨禁,支持體制外的反對力量。(DW)

北京大學鄭也夫教授等體制內知識分子喊出勇敢的「我抗議」。時評人長平認為,中國體制內知識分子最大的希望,在於呼籲開放報禁和黨禁,支持體制外的反對力量。(DW)

專制政治對知識分子的羞辱,總是超過人們的預想。幾乎就在一夜之間,中國主流輿論的氛圍,就從「改革開放」主調轉變成「四個偉大」頌歌。回頭看,那些激情昂揚的「堅決不能讓文革重演」的口號,在很多情景中,不過是鄧小平需要否定前朝以確立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環境中,知識分子自欺欺人的歷史反思表演而已。習近平發出前後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偉大號召以來,「梁家河頌」、「用習近平思想指導數學」、「把十九大報告當佛經來誦讀」之類「文革」舊戲毫無阻礙地重返歷史舞台。

所幸還有那麼多學者良心不安,還有那麼多知識分子勇敢抗議。新年前後,來自體制內的「我控訴」的聲音達到近年來的歷史高點。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向松祚等學者的直言批評之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在一篇發表於網絡的文章《政改難產之因》中說:「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載入史冊的大事情,就是引領這個黨體面地淡出歷史舞台。」他認為,「在其執政的70年歷史中,這個黨給中國人民帶來太多的災難。而演化到今日,其權力的結構和生態決定了它已經不能為中國社會輸送優秀的各級領導者,它幾乎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

這種尖銳的批判和諫言,將體制內知識分子的「我抗議」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可謂振聾發聵。

從「長治久安」到「落得個好死」

長期以來,體制內知識分子對執政黨的批評,都基於「長治久安」的邏輯。即便是要求承擔歷史災難的責任,那也是針對領導集團中的某些個人,而不是整個執政黨。這是古代政治鬥爭中「清君側」的模式。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四五」運動,人們要求清除「迫害周總理」的「人妖」,後來被定義為「四人幫」。後來,鄧小平為了權力更新,以「功過三七開」的評價讓毛澤東陪綁。

到了八十年代,爆發了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反對腐敗才能長治久安」仍然是一個主流敘事。「李鵬下台」乃至「鄧小平下台」都可以喊,但是「打到中共」仍然是一個禁忌。來自湖南的「天安門三君子」魯德成、喻東岳和余志堅,蛋砸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掛像,貼出標語「五千年專制就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此可以休矣」,竟然被抗議學生扭送到派出所。

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AP)
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AP)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執政黨的自我革新也就所謂「政治改革」仍然是體制內良心知識分子的熱切夢想。兩大進諫法寶是「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這時發生了冷戰後時代的巨大變化,雙手沾滿鮮血的中共不僅沒有受到歷史懲罰,反而成為全世界「跪諫」的皇帝。全世界各界都變成了中共體制內知識分子,力陳「唯有改革開放才能長治久安」的道理。中共將計就計,成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如今,中共強化專制,世界開始反思,中國知識分子加倍受辱。

鄭也夫教授新論斷高度在於,明確指出中共必須退出歷史舞台,而不是千秋萬代長治久安。他在文章中說,一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和執政黨的共同利益的事情,就是共產黨和平地,即以避免暴力的、最少社會動蕩的方式淡出歷史舞台」。「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蕩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因為那是唯一的體面退出的路徑」。

也就是說,盡管仍然是為了朝廷考慮,但這次是希望它「落得個好死」。有人想到了中國古人的最高忠誠標准:武死鬥,文死諫。

習近平2日在人民大會堂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美聯社)
習近平(美聯社)

「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

如果「長治久安」沒有能夠利誘中共政治改革,「落得個好死」就能嚇倒它?鄭也夫教授顯然無法令人信服。

鄭也夫設想的「退出」路徑是,給不同政治派別一個對話的平台,「搞真正的政治協商」。但在他看來,「要讓這個統治中國社會70年的政黨親手結束一黨專政,要有一段不短的過渡期。過渡期只能由共產黨來看守社會秩序。……不然就難有非暴力的轉型。」他還稱,中共作自己的掘墓人,「依賴於共產黨的一位明智的領袖」。

艾曉明教授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篇德國導演佩措爾德的故事片《不死鳥》的觀後感,盡管沒有點名,但仍被認為代表了一種對鄭也夫教授的批評意見。

艾曉明教授說,「正如昨天我和一位朋友所說,你能想象死難中的猶太人仰望上天說:請給我們一個好的希特勒吧?這是荒謬的。希特勒和猶太人是死敵,他就是他的本性自身。但是,如果你沒有經歷過被屠殺者的絕境,你要代言說神賜一個好希特勒吧;作為知識分子,這是不理性;作為一個人,這是不道德。作為一個時代的旁觀者,這是荒謬的一部分。」艾曉明教授諷刺說,「這樣,人們就轉而去贊美各種安全線內的好意思。好來好去,也就是排隊去屠宰場時自己給自己放點安眠曲而已」。

體制內的希望在於支持體制外的反對力量

不過,鄭也夫教授看到了一個重要的因素:目前的「難處不在於黨外有反對派,恰恰在於沒有反對派的存在。而沒有反對派又是它自己造成的。沒有打壓不下去的反對派,他幾乎就沒有選擇這條道路的理由」。

既然如此,又何必苦苦勸進?中國體制內知識分子最大的希望,在於呼籲開放報禁和黨禁,支持體制外的反對力量。八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中,人們可以談論仍在體制內的反對者方勵之和劉賓雁,卻完全無視因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專制而坐牢的魏京生;今天,人們熱烈贊頌鄭也夫教授的勇氣,卻沒有人提及因為參與推動「零八憲章」而死於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沒有人知道徹底反對專制的「南方街頭運動」。

傳頌鄭也夫教授文章的人,也應該知道南方街頭運動成員王默2015年11月在法庭的勇敢宣示:「顛覆任何執政黨的執政權是每一個公民的憲法權利」,「在這裡我鄭重聲明,一直以來我主觀意願上想顛覆的是中國共產黨專政這個獨裁政權」,因為「中共自1949年以來直接、間接迫害致死了1億多國人生命,這樣一個罪惡滔天的獨裁政權是一個赤裸裸的反人類集團,它是有史以來全人類歷史上黑暗、最邪惡、最殘暴的政權」,「顛覆這個政權我沒有罪」。

*作者為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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