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煌雄專文:六四黑雲壓城─從季辛吉晚年的兩本著作談起(2)

2016-02-19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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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1月27日,鄧小平與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攝於北京。(美聯社)

1974年11月27日,鄧小平與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攝於北京。(美聯社)

「準聯盟關係」

尼克森訪華開啟美中兩國的戰略合作旅程,「上海公報」的措辭暗含有一種聯盟關係,不過正如季辛吉所說:「兩個之間形成的伙伴關係並非見諸文獻的正式相互保證,甚至連以各種非正式協議為基礎的默契聯盟都稱不上」。季辛吉在『論中國』內強調,1973年2月和11月,他兩度與毛澤東會談,1973年又與周恩來長談數小時,基於這三次會談所達成的理解,雙方才形成一種他稱為「準聯盟關係」。「自此,中國一改尼克森訪問前的作風,不再設法約束或限制美國投射其實力;相反,中國公開宣稱其目標是通過明確的戰略計畫,借美國之力與『北極熊』相抗衡。」

為排除一切威脅因素,毛澤東在與季辛吉談話時,明確表示應將台灣問題與中美關係脫鉤:「美國與我們的關係,應和我們與台灣的關係分開來處理」;毛澤東甚至更進一步表示:「依我看,我們可以暫時不管台灣,等一百年以後再說。世界上的事情不需要如此匆忙……不也就是個千把萬人口的一個島嘛。」同時,毛澤東也向美國倡議,美國應發起「一條線」策略,以遏制蘇聯向全球各地擴張。

季辛吉1975年12月1日訪問中國,與毛澤東握手。(取自維基)
季辛吉1975年12月1日訪問中國,與毛澤東握手。(取自維基)

1974年8月8 日,尼克森總統因水門案辭職下台;1975年12月,繼任的福特總統首度訪華;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1976年9月,毛澤東病逝;中國內部經歷文革10年動盪之後,鄧小平第三度復出,全面掌權後,面對的是美國新總統卡特。美中關係乃在鄧小平與卡特共同推動下,實現關係正常化,美中正式建交,並發表「中美建交公報」,鄧小平以實質國家領導人的身分於1979年1月首度公開訪美。鄧小平訪美既是外交峰會,又是商業訪問,外加政治演說,還有為對越南作戰進行心理戰。鄧小平在訪美時,曾告知卡特總統,「中國必須教訓一下越南……如果越南以為中國軟弱,形勢會更加惡化。」季辛吉在『論中國』明確寫道:「對越反擊戰開啟了冷戰期間中美兩國最為緊密的合作。美國特使兩次對華訪問確定了兩國非同尋常的聯合行動……美中兩國都同意,防止出現越南主導的印度支那聯邦符合它們各自的國家利益。」

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與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維基百科)
鄧小平在訪美時,曾告知卡特總統,「中國必須教訓一下越南……如果越南以為中國軟弱,形勢會更加惡化。」圖為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與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維基百科)

「817公報」的「奇怪」與「創意」

依季辛吉的觀察,「由於任期限制,至少每隔8年,助理國務卿以上所有由總統任命的官員就要大換班,人事變動涉及多達5000個關鍵職位,繼位者要經過漫長的審查過程,實際上,新政府上任頭9個月左右是真空期,運作只能靠臨時應對或按留任官員的建議行事,同時逐漸調整適應行使自己的權力。」在美國,開啟對華關係的總統18個月後黯然請辭,但他關鍵的外交政策在福特繼任期內都保留了下來。卡特政府上台是中國領導人經歷的第一次美國政黨輪替,卡特和他的高級顧問重申美中關係的基本原則──包括尼克森訪問北京時親自確認的有關台灣的原則。當美中最緊密的戰略對話才剛開始,美國又到政府換屆的時候。雷根代表的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美國保守主義,他是自杜勒斯以來最堅決反共的美國政要。

在雷根政府推動下,「1982年8月17日發表的第三個『聯合公報』,成了美中關係基本架構的一部份,在後來的高級別對話和聯合公報中經常重申,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語詞。第三個『聯合公報』居然得以同尼克森訪華簽署的『上海公報』和卡特任內簽署的『中美建交公報』相提並論,實在有些奇怪,因為這份公報內容相當模糊,對於未來而言,實是困難重重的路線圖。」依「817公報」的內涵,季辛吉直言:「華盛頓通過技術轉讓和對各種武器系統『水平』的創造性解釋,給台灣提供的軍事支持,時間之長、內容之充實,都似乎為北京所始料不及。」

1972年2月27日,中美兩國政府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2月28日發表,又稱《中美上海公報》,簡稱《上海公報》。(取自中國評論月刊網路版)
1972年2月27日,中美兩國政府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2月28日發表,又稱《中美上海公報》,簡稱《上海公報》。(取自中國評論月刊網路版)

蘇聯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的戰略攻勢暢行無阻,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幾乎在它週邊各處都遭遇協同防禦,在許多情況下遇到積極抵抗。「以前美國和中國建立聯盟,是因為他們視彼此為戰略伙伴,共同面對威脅自己生存的大敵;現在兩國的聯盟漸行漸遠,既然蘇聯的威脅開始減退,中國和美國實際上變成了僅就某些利益一致問題合作的權宜伙伴。」同時,隨著中國經濟上採行改革開放的成功,國力愈強,蘇聯反因國力愈「消」,威脅愈減,鄧小平又將中國拉回「三個世界」的理念,奉行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參與超級大國的競爭。

從「黑雲壓城」到「蘇東波」

被季辛吉形容為「我所認識的最為老練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一書,自述道:「在我擔任外長十年期間,中國外交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時期,莫過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那段時間……從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到七月十五日,短短一個多月裡,美國、日本、歐共體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相繼發表聲明,終止與中國領導層的互動,停止向中國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推遲國際金融機構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一時電閃雷鳴,烏雲翻滾,頗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味道。」這一「黑雲壓城」的「六四事件」,也使美國陷入窘境,美中關係面臨新的考驗。

就職不到五個月的布希總統,面對來自國內外要求強力制裁中國的聲浪,處境微妙,他認為:「對我來說,問題是如何譴責我們認為的錯誤行為並做出適當的反應,與此同時又保持與中國的接觸,即使這種關係現在必須『擱置起來』。」布希決定派特使秘密訪華,當美中關係處於敏感而又危險的時刻,鄧小平對美國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一行堅定表示:「(我們)打了22年的仗,死了2000多萬人,贏得了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取代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不是一句空話,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鄧小平甚至講出中國「不怕鬼,不信邪」的嚴重警告,並強調說,改善關係取決於美國的努力,因為「解鈴還是繫鈴人」。不過,後來因「蘇東波」變局,美國「大概不知中國能否抗得住此番風雨,因此採取了向後轉的態度」,鄧小平鑒於世局嚴峻,也在中國內部祭出24字指示:

「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

「新千年的新關係」

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美國變成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一面促使中國與蘇聯及其繼承者俄羅斯從「結盟」──「對抗」──走向關係正常化,一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國際角色的不斷擴大,江澤民與克林頓也使中美關係再一次走向「和解」。1997年江澤民訪問華盛頓,1998年克林頓訪問北京,兩位領導人都熱情洋溢,結束了美中兩國將近10年的對抗氣氛。「江澤民任期結束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轉折點」。季辛吉表示:「之前,中美對話的首要話題是中美關係本身;之後,雙方的興趣開始有所交集,如果說信念還不一致的話,做法上都已經形成合作共處的模式。美國和中國不再擁有共同敵人,但也沒有形成共同的世界秩序觀。」

江澤民1997年訪美。(翻攝網路)
1997年江澤民訪問華盛頓。(翻攝網路)

「新千年象徵新的雙邊關係的開始」,胡錦濤是在中國毫無爭議崛起為大國之後首位承擔國家重任的人。「鄧小平時代是試圖彌補失去的時間,在這個時期,有一種特別吃力的感覺,……直到世紀之交,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的努力才結出果實;胡錦濤主政下的中國已經不再感覺受制於向西方技術和體制學習。中國已經足夠自信,可以拒絕甚至巧妙的嘲諷美國的改革訓誡,它現在可以按照實際力量而非長遠潛力、最終戰略角色來實施外交改革。」

中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包括與美國的良好關係),獲得原材料以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依「三個世界」的理論,對發展中國家情有獨鍾。「布希擔任總統期間中美這兩個大國實事求是地對待對方,任何一方都不奢望對方支持自己的所有目標,在國內治理等問題上,雙方的目標並不相容,但雙方依然在足夠多的領域找到了利益契合點,培養出越來越多的伙伴關係意識」。例如當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時,中國馬上譴責9.11襲擊,並提供情報和外交支持;2003年,當「台灣總統」陳水扁提議以「台灣」名稱申請加入聯合國舉行全民公投時,「因這樣的舉動將違背美國在三個聯合公報的承諾」,布希政府官員向台北轉達了反對意見。「中美交往的範圍,標幟著中國在地區和世界事務中重新確立了重要角色。中國追求平等的伙伴關係,不再是一個弱者不自量力的要求,而是日益成為由經濟和金融實力支撐的現實」。

*作者曾任三屆立委、兩屆監委、一屆國大,現為台研會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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