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統雄觀點:失衡的動機 圓融的結局─陳文成紀念廣場以「空」詮釋

2016-08-19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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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園(取自台大網站)

台大校園(取自台大網站)

臺大要設立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出於失衡的動機;負責的「構思競圖委員會」選出了臺大城鄉所學生作品「空」為主題,可以說得之圓融的結局;而本案也可為諸多插著「轉型正義」標籤的爭議,立下了一個解決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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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務會議由學生代表與數位教師代表提案,決議於校內設立「陳文成紀念廣場」。

台大校園。(風傳媒)
台大校園。(資料照)

近20年,有些組織團體不斷呼籲,將政治象徵遷出校園,具體的對象就是蔣中正總統的銅像。這項主張有發展多元社會、避免校園出現政治符號的理論基礎,在事實層面上,也持續在進行中。

但令人困惑的,幾乎是同一批組織團體,又在相同時間、不斷運用各種途徑,將另一批政治象徵:如陳文成、鄭南榕等,遷入校園。

在許多個案中,常發生以汙辱的方式逐出蔣中正;為何同時又以高調迎入陳文成、鄭南榕?充分對照出與事者的言行不一、失衡的動機,也就是現在流行的現象:髮夾彎式的言論、行為、乃至於髮夾彎式的迫害。

如果說,紀念陳文成不是宣傳政治象徵,而是紀念一位因政治環境的犧牲者;為何不同時倡議紀念陳義雄呢?我們理解陳文成與當時國民黨政府有不同的見解,有不平則鳴的追求,他的殞落在傳說中一直與當時的國安機關無法脫離關係。我們尊重陳文成的言論自由、欽佩他的道德勇氣,也為他的不明離世深感哀慟!但陳義雄與陳文成完全相同:陳義雄與當時民進黨政府有不同的見解,有不平則鳴的追求,他的殞落在傳說中也一直與當時的國安機關無法脫離關係。我們為何不尊重陳義雄的言論自由、欽佩他的道德勇氣,也為他的不明離世深感哀慟呢?

陳文成過去長期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發展,曾被警備總部約談,釋回第二天被發現陳屍於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被稱為陳文成事件。(圖取自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陳文成過去長期關心台灣民主與人權發展,曾被警備總部約談,釋回第二天被發現陳屍於臺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旁,被稱為陳文成事件。(圖取自財團法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當然,陳義雄有槍擊陳水扁總統的嫌疑。但黃文雄更有槍擊蔣經國總統的事實,一樣被稱為人權鬥士,獲得多種榮譽與推崇。

在擁有「普通選舉」的前提下,我們反對任何政治暴力行為;但我們可以諒解、甚至支持黃文雄有「終結威權政治」的高尚動機。

同理,我們為何不可以諒解、甚至支持陳義雄有「終結貪腐政治」的高尚動機?

就具體影響言,陳義雄所代表的「三一九槍擊案」,不僅當時改變了臺灣,餘波持續拍擊著現在,未來在歷史上的事實重要性必然高於陳文成,為何不先行、或至少同時設立「陳義雄紀念廣場」?

揚陳文成、鄭南榕,抑陳義雄、蔣中正,並不是基於相同的公平與正義理念,反映了臺灣當前經常出現的、基本邏輯上失衡的動機。且在表面揚此抑彼的興奮過程裡,無法排除在沉默的人心之中,已經在煽動相反的怨懟,培養另一個可能「以『不公義』對抗『不公義』」的未來行動。

幸而,在這個極具挑起未來衝突的提議之後,結果是由臺大城鄉所學生作品「空」拿下競圖冠軍,強調呈現陳文成事件未明的真相和死亡即是「空白」,有待後人追尋和定義。這項詮釋,沒有把這個廣場變成懷疑、指責、與仇恨的地標;相反的,表現了省思、理性、與無咎的提示;在這種態度下,足以大愛號召全民,緬懷臺灣民主化的艱辛歷程,要珍惜今日的成果、更要為下一步的法治化而共同努力。

可以說,本案發展出了難得圓融的結局。

臺灣當前諸多以「轉型正義」為標籤的議題,其實也充滿「失衡的動機」,盼望能參考「陳文成紀念廣場」的實踐,及時能有合理的調整。

掌握三個核心要點使爭議圓滿

「陳文成紀念廣場」結局圓融的核心因素有三:方案規畫者、評審者、評審方法。第一、方案規畫者本身要能夠放棄意識型態,回歸事實,不明就是不明,不製造單向的指責與結論,才是真正的省思。

其次,任何公共政策評議案,幾乎都是「評審決定時、決議決定時」。在競圖委員會中,我們看到幾位綠色明顯的人物,但仍能獲得這樣的選擇,令人欣慰。

藍綠之爭本應針對制度與公共政策,因為制度與政策的兩端,利弊互見,並無絕對的好或壞,藍綠並非互相毀滅,而是必須競爭選擇。

而顏色之爭不應在事實認定與公義是非上有差別,這次競圖是一個良好的示範。

第三、本案競圖的標準如下:網路票選佔 20%、議題切合性佔30%,創意前瞻性佔40%,具體可行性佔10%。

可以說,把「民粹」影響(網路票選)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國內外長期選舉研究,已一再證明,由於「民意結構」中、「不表態」者是永遠的最大多數,所以「積極的、有資源支持的少數」,往往會成為「形象多數」,如果伴同不理性行為,就會產生「民粹」現象。

要不要建「陳文成紀念廣場」,可以由投票決定;但如何建設,還是應該由具備專業者來進行。

再舉一例,當前也熱烈討論的司法改革,參考架構之一的「陪審制」,是否有罪,由陪審團決定,但量刑範圍、甚至在特殊條件下、判決是否成立,還是由法官決定。

任何公共事務的制定,均宜有這樣的基本認知、與行動程序。

以上三者,最重要的還是「評審」、即主事者。主事者是能體察民意、導引民意以造福大眾?或是主事者是會利用民粹、操控民粹以達成己私?

根據臺灣自1980年來,長達30餘年的「臺灣投票行為與選舉預測研究系列」,發現臺灣自有選舉以來,草根民間就存在民粹因子。

但早期的民主改革者、老黨外、甚至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的早期,政治人物的菁英小團體中,較多數並沒有民粹意識,甚至多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還積極化解、避免產生民粹型衝突。

然而,在李登輝總統以普選方式當選總統,臺灣成為完全民主國家之後,「老黨外」在制度上的理想終於實現,「新政黨」卻有了權力引誘、以及伴隨著權力的利益分配新發現,。

高比例政治人物此後關切的,從理想變成選票,而開始鼓吹、爭取最容易獲得的民粹選票,而置公平正義、公眾福祉於不顧。

政治文化是經由人類取用行為的結果,中華傳統智慧稱為「風俗之厚薄」,其產生過程是由上而下的集體行為,也就是:君子(擁有資源的政治上位者)之德風,小人(人民)之德草,風行則草偃。在陳文成紀念廣場的詮釋上,我們看見了君子之風。

還有諸多插著「轉型正義」標籤的議案,當政「君子」們,將如何處理呢?

*作者為吳統雄(世新大學資管系/臺灣大學傳播學程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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