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穩定戰後台灣的基石─那些支持蔣家父子的二戰「親日派」

2021-02-28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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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情治與保安體系,並不是「親日派」在戰後台灣唯二的奮鬥舞台,實際上他們許多人因為精通日語的關係,在發展對日外交上也有極佳表現。尤其是以前立法院長梁肅戎為代表的「東北幫」,更在發展中日關係的過程中扮演了類似日韓關係中「滿洲人脈」的角色。什麼是「滿洲人脈」?這一切還要從日本建立滿洲國的歷史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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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滿洲國在日本的戰時戰略想定中,是一個由漢人、滿人、蒙人、朝鮮人與日本人共同組成的多民族國家。許多日據朝鮮的朝鮮人與日本人在此一政策號召下前往滿洲國發展,甚至取得滿洲國國籍,還一起進入滿洲國政府或者軍隊服務,進而成為同事。比如50年代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和60年代的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戰時都有在滿洲國服務的經驗。

靠著特殊的「滿洲人脈」,本來關係視如水火的南韓與日本得以在1965年實現關係正常化。而撤退到台灣以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樣靠著曾在滿洲國時代擔任過檢察官的梁肅戎幫忙,讓雙方關係能平順維繫到1972年兩國斷交為止。而且斷交後,台日雙邊的民間交流除了依賴林金莖等經歷過日據時代的本省「多桑世代」外,也相當依賴此一特殊的「滿洲人脈」。

彼此之間存在巨大利益分歧的中華民國、日本國與大韓民國,能夠在冷戰時代初期相互建交,乃至於共同組織世界反共聯盟,很大的關鍵原因也是來自於「滿洲人脈」。大陸改革開放後,許多戰後參加中共革命的前滿洲國軍政要員也擴大與日本、台灣還有南韓的交流,為90年代後東亞地區的經貿整合與交流做出貢獻,相當值得肯定。

日軍二戰時在台灣與中國佔領區推行的大亞洲主義,再加上蔣中正與日本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讓兩岸「親日派」快速整合,反而加速了戰後台灣的「再中國化」。(許劍虹提供)
日軍二戰時在台灣與中國佔領區推行的大亞洲主義,再加上蔣中正與日本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讓兩岸「親日派」快速整合,反而加速了戰後台灣的「再中國化」。(許劍虹提供)

族群融合的推動者

另外一個「親日派」帶來的正面因素,在於他們許多人在淪陷區學習過日語,所以在日本統治過的台灣生活不只如魚得水,還能扮演政府與台灣民眾之間的溝通橋樑。也是靠著這些擅長日語的外省人,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原本參加處理委員會,在支持政府與反對政府之間採取游離態度的本土精英才下定決心與行政長官公署合作。

比如憲兵第4團團長張慕陶將軍的舅子,已故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壽平,就因為精通日文的關係在二二八事件期間被姊夫要求疏通外省人與本省人的關係。蔣渭川之所以轉變態度,積極為張慕陶、林頂立以及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效力的原因,據張壽平老先生回憶也是他在穿針引線下爭取來的,而他本身亦為汪精衛政權培養出來的政治幹部。

張壽平戰時受教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是汪精衛手下愛將,南京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龍榆生。日本投降以前,張壽平被賦予的任務就是要以中華傳統文化對抗新4軍推廣的馬列主義文化。戰時汪精衛政權在中華文化的保存上,也確實是比重慶國民政府還要積極。所以戰後張壽平不只協助政府平息二二八,還在後來蔣中正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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